探索社保民营机制设计农村医疗制度

根据卫生部的统计，我国在1990－2000年，住院平均费用上涨了511％，过快增长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农民“看病难”，并导致农村地区相对贫穷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医疗价格这样高、甚至还要继续涨价的情况下，我国现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是很难推行下去的。

农工党中央认为，我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将农村的医保落到实处，在此方面可以参考日本、韩国医疗保险制度，尽快设计一个符合我国农村地区特征的互助型医疗保险制度。

日本的医疗保险是一种强制性的保险制度，所有的日本人和有合法资格在留的外国人都必须加入不同形式的医疗保险。日本的医疗保险体制分为“雇员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两大类。雇员健康保险制度的适用对象主要是全国拥有5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的雇员及其家属，均被强制加入“雇员健康保险”；“国民健康保险”以区域为单位，由各个基层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对象为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以及上述三等亲以内的抚养家属。

被保险者在发生工作之外的原因导致的疾病和伤害时，只要向与保险机构有合作关系的医疗机构出示健康保险证就可以按规定接受各种医疗服务。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政府着手酝酿建立面向农民、个体经营者的国民养老制度。1959年首次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开始将原来未纳入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依法强制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必须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因此，到60年代，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普及，从而进入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均享有养老金”的时代。1973年制定了“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规定凡年满70周岁以上或卧床不起的65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医疗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为减轻政府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1982年颁布了“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方面共同负担。

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的制度。为了应对21世纪的高龄化社会，解决卧床不起、痴呆等老人的照顾、看护问题。1989年制定了《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并从1993年开始在全国制定了地域保健福祉计划，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在21世纪到来之前应积极建设与完善供高龄者使用的各种设施。为了克服过去对老人公共护理制度的缺陷，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起正式实施。该法律规定，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公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至此，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农村和社会保障体系。

农工党中央认为，我国目前尚未实行国民皆保险的制度，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无法参加全国统一的城市医疗保险制度网络，而全国统一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也尚未形成。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农村医疗保险的问题上，无法直接参照日本和韩国的做法，但可考虑将日本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制度和互助型的共济保险加以合并。设计出符合中国农村地区特征的互助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即社保民营，加深互助的作用：还可以组建社保医生团体，加大地方政府监管及医生团体自治功能；在财源上，可以采取国家财政资助，地方拨给资金，个人负担的办法。

中国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难点很多，诸如人口因素、小农经济、农业灾害，政府缺乏有力措施，互助组织发展缓慢，大部分地区居住区域的卫生条件差（如饮用水等），地方病、流行病，医护人员、医疗设施、设备不足，国家、地方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补助不足或基本没有，农民收入不稳定、贫困地区没有能力缴纳保险费。农民对加入农村医疗保险的意识不充分，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模式尚未成型等。

面对这些难题，农工党中央建议，中央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周全，其政策内容应该能够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农业是天然的弱质产业，农民是天生的弱势群体，同其他的社会保障体系相比，政府应提供优惠的政策，尤其是财务支持，加大投资力度。同时，应抓紧理顺我国农村医保工作的部门管理体制。明确机构职能，不断提高人员素质与管理水平，以确保我国农村医保工作健康快速地发展。